浙江省博物馆专家蔡乃武坦言：“民间收藏的南宋修内司窑只可能是瓷片标本，传世或出土且完整藏品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使是标本，其出土量也十分稀少，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诸君看看我这件“修内司窑”月白色釉镗锣洗!口径：16.2厘米，足径：15厘米，腹径：23厘米，高：5.9厘米（见彩照）。

南宋“修内司窑”镗锣洗

照片中的窑具支架是圆环形的，全身散发着特有的光泽。在环形口沿上，刻着一圈暗色的小字——修内司窑置庚子年……这些字，由于磨损，有一小半已经不见，但仍能清楚辨认。而后面的几个字，因为器物破损，已经看不清了。

在器物盘底，还刻有一个“记”字。据介绍，这件圆环形的器物是制陶工具陶车上的一个部件，叫荡箍，它的功能类似于现在机器上的轴承。

《收藏》杂志一九九九年第八期，首篇刊发了杭州周新华先生《扑朔迷离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的文章（以下简称周文），文章对南宋修内司官窑发现、发掘全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报导。

周文谈到：“尽管发掘之后对凤凰山窑的认识大大进了一步，但笼罩在所谓‘修内司官窑’问题上的迷雾并未散去”?！霸诜⒕蛑缶傩械囊桓鲎衣壑せ嵘?，除了以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汪庆正为代表的少数专家坚定的认为这就是修内司官窑外，来自国内各学术机构的大多数学者都持谨慎态度”。认真拜读这篇报导，仔细观察比对周先生提供的《杭州凤凰山修内司官窑出土品欣赏》的部分瓷片彩照。我觉得不管是参加那次论证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还是本文的作者周先生，他们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他们都本着“讲究实证的考古工作者应有的严谨负责的态度”。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一件让大家都能够认同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真品完整器。

为了彻底揭开笼罩在南宋修内司官窑面上这层神秘的面纱，只有将我这件玩了四十年，原本不太经意，现在看来非常珍贵的一件月白色釉镗锣洗展现给大家，请专家、学者们赏评。因为只有它的出现，才能彻底揭开笼罩在南宋修内司官窑面上这层神秘的面纱。

仔细观察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它有很多和其它瓷器不尽相同的地方，真不愧为官窑御器。

型：洗是宋代官窑瓷器的器型之一，做为日常用瓷，在宋代传世品中较为常见，造型变化也比较大。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造型规整，制作精巧，器型端庄而雅静。器底圈足内的支钉比较特殊，不是修在托盘上，而是直接修在器底，是向外凸出的阳支钉，共八个，分成两圈，外圈五个、内圈三个，八个支钉非常规矩，系模制而成，内圈的三个成乳头型支钉，外圈的五个成矩塔型支钉，这和北宋汝窑的阴小芝麻钉有较大的区别。这些支钉和周先生提供的《杭州凤凰山修内司窑出土品欣赏》的彩照图片中，“窑址中发现的窑具——六足支钉”的支钉彩色图片完全一致。

胎：胎质很细，致密而坚硬，胎土呈黄褐色，在四十倍放大镜下看不见气泡，看到的胎体如同猪板油一样油润、细腻而洁白，但白中微泛淡红色。正如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记述的“官窑器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完全一样。

釉：釉层较厚，釉色月白，微泛粉红，古朴而清雅，釉质莹润柔滑，尤如美玉。由于釉易垂流，洗的口沿薄釉处透出一圈浅黄褐色的胎骨。正如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一书中记述的“官窑在杭州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及器上仰，釉水流下，周身较浅，故口露紫色”。足心同样施釉，但不裹足，釉面不太透亮，有一种乳浊感。

洗内开大纹片，洗外开小纹片，纹片深及胎骨，全呈极其稀有的鳝血色开片。这种开片通常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红色调，形态不规则，具有自然天成的美感。在宋代官窑瓷器中，鳝血色开片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装饰效果。又称官窑红线。官窑的鳝鱼血线怎么形成的?有专家说鳝鱼血线是染色，这种说法也不能说错，因各朝各代都仿制，以染色工艺做出血线，不足为奇。但宋代真品，必是黑胎、紫黑胎，或者是紫金土细浆包胎坯，胎或紫金护胎土中富含的铁分子从片缝中沁出，形成火石红一样的开片缝，就是鳝鱼血线。

谷应泰《博物要览》)提到“鳝血为上”

款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底心的三个乳头型支钉的中心，有用胎泥筑起后纂刻而成的二十五毫米见方的阳文《修内司窑》四字章款，字体规整，苍劲有力，是宋代的楷书体。

这四个字除内字和现在的写法基本一致，其余三个字的写法和现在有较大区别，修字的左半部少写了单立人右边的“一竖”，司字的口字上少了“一横”，窑字的宝盖头是宋代常见的一种写法，“大盖宝”，“穴”的下部是“羔”。见清代文献：梁同书《古窑器考》。

颜色如同薄釉的口沿处一样的浅黄褐色。

装烧方法：官窑器物一般采用原钵单件装烧，从器底看，是采用支钉和垫饼兼用的烧法，为防止粘连，不易取下，器底圈足和支钉顶部的接触部位均露胎而未施釉。这是南宋官窑在总结北宋汝官窑烧造时出现的粘连缺陷后，在本朝官窑烧造技术上的一次改进性创举，也是南宋修内司官窑区别于其它窑口的重要特征。

瑕疵：在底圈足的外沿，距圈足七厘米处，有一个如同小绿豆粒一样大小的瑕疵豆，颜色有点发灰，在四十倍放大镜下看有大小不等的零星实心白斑点，尤如未溶解的玛瑙块，并有少量针屁股大小的气泡。

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南宋末期顾文荐的南宋笔记《负暄杂录》和叶    的《坦斋笔衡》记述的“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归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鸟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完全吻合。

周文谈到：“过去，古陶瓷界对‘修内司官窑’多持否定态度，古陶瓷专家朱伯谦在《论南宋官窑》里就认为南宋官窑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沙孟海先生则通过对文献的考证，认为顾文荐、叶    皆当时民间文人，对于帝王宫廷建置及人事异动，不可能如实详悉，故闻风所记，或为汴京旧闻，必非南渡后事”。本人以为，对古文献，特别是当朝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在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做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后人慢慢解决，不可以冒然下肯定或否定的断语。特别是朱伯谦、沙孟海这样知名度极高的权威专家，在自己的论著或重要场合，应该慎言！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万一错断，将会对自己的崇高威望造成不可挽回的不良影响。那种靠臆断或推断而下定论的做法，不是重实证的考古工作者严谨负责的态度。

周文还谈到“传说中更玄呼的还说在两片瓷片的釉下有褐彩的楷书‘修内司’和‘官窑’等字样”。我想如果周老师看到我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上的章款“修内司窑”四个字，那会感到更玄呼吧！确实没有必要玄呼，说不定就是有两块瓷片署有“修内司”和“官窑”字样的事实。正如您文中谈到的“在古城杭州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标明为‘修内司官窑’的类官窑瓷片，且索价不菲，这引起了一些古瓷收藏者的兴趣。一时间，各种来路的盗掘者亦随之蜂拥而至，窑址的瓷片、窑具则四处流散”。我想汪济英研究员也不必对传说的“修内司”和“官窑”字样的瓷片表示疑问。据他所知“极少”，“从未见过”不等于没有。“字体为楷书，而不是很规范的‘标准的楷书’”。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本人依据自己这件署有“修内司窑”四字章款的月白色釉镗锣洗推想，在杭州凤凰山窑发现的署有“修内司”和“官窑”字样的两块瓷片，有存在的非常大的可能性。很可能这两块瓷片已落入了古瓷收藏爱好者的囊中，他们不愿拿出来面世而已，那只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等待时机了。

周文还列举“有学者认为，无论从凤凰山采集的或是发掘得到的标本看，感觉总体质量不如郊坛下官窑，釉色青灰，缺少官窑青瓷那种粉青的玉质感。而按文献所说，南宋初的内窑产品是‘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的。文献又说，郊坛下‘新窑’的产品比旧窑‘大不侔矣’。如若连郊坛下官窑产品的质量都不如，又怎么可能谈得上是‘为世所珍’的修内司官窑呢？”在这里，学者们走入了一个误区。众所周知，当时的官窑为皇家之窑，烧造不计成本，经检验，质量上乘者送官家使用，不合格的残次品、废品，打碎后就地掩埋，不准流入民间。我们在窑址周边挖掘出的这些碎瓷片都是当年的废渣,怎么能拿它当成标本呢？这些碎瓷片只能做为该窑产品的佐证，而不可以做为该窑产品的标本，更不可以做为该窑产品的实证。就拿北宋的汝窑瓷来讲，我们只能拿清凉寺出土的完整器做标本，而不能拿汝窑址周边挖掘出来的碎片当标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拿凤凰山窑址挖掘出的碎片和郊坛下官窑的正品器物做比对，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要想和郊坛下官窑的正品标准器做比对，那只有拿我这件月白色釉镗锣洗出来比对，不是结果就昭然若揭了吗。

周文还谈到“更有学者指出‘修内司窑’不同于以地名冠名的其它古窑址，有明确的发掘品可供佐证，与之作对比参鉴的多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所藏的一些原清宫收藏品。而诸多的事实已经证明，过去宫藏的一些宋瓷传世品并不可靠”。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以这些并不可靠的宋瓷传世品反过来推证凤凰山窑的产品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难怪专家们持论要谨慎了”。

周文还提到：“朱伯谦研究员认为，月白色釉在南宋官窑中从未发现过”。所以非常有必要拿上我这件署有“修内司窑”四字章款的月白色釉镗锣洗让朱伯谦研究员好好看看，让朱老先生给咱掌掌眼，也了却了朱老先生“从未见过”的心愿。

我这件署有“修内司窑”四字章款的月白色釉镗锣洗，完全可以做为南宋“修内司窑”的标本器，它是揭开扑朔迷离的南宋修内司窑神秘面纱的唯一而且也是最为可靠的实证。

这样一来，在古陶瓷界，在专家、学者之间争论了多少年的南宋“修内司窑”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上，可以尘埃落地，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也给后人有了一个圆满的交待。

王忠义，乳名“忙乐”。农历岁次戊子一九四八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出生，王宝官后裔，曾供职安康市汉阴县教育、体育、科技局，祖居古都长安，灞河岸边（古称：灞城）。陕西省文化软实力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陕西白鹿原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继承祖辈收藏、供奉、祭祀、传承之家风，受老领导秦始皇兵马俑筹建处主任杨正卿先生影启蒙，对祖传藏品反复考证与研读，主攻祭祀文化及殷?商甲骨文字研究，曾在《中国文物报》《中国收藏》《东方收藏》《延河》《书海》《收藏界》《收藏天地》《艺园》《三秦文化研究会年录》《大道研讨团》《陕西青年网》发表学术文章30余篇。

2019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为建党一百周年拍摄的大型展演片《丝路大遗址》,在剧中扮演西汉大学士——汉武帝的老师。

获2021“文明之光”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称号。